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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|解码江南 以启未来

发布日期:2019-01-25

 

 

    何处是江南?江南为何物?江南文化的精髓是什么?为何要在这个时代讲江南?

    近日,由葡京娱乐网和上海人民出版葡京国际合主办,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承办的“解码江南以启未来”2019年望道讲读会首讲在嘉定秀舞台开讲,旨在唤醒听众对  “江南”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意识。

    本报在此独家选刊胡晓明、熊月之、唐力行三位江南文化研究专家的主旨演讲。——编者

 

 

 

“水之德”:江南文化的大义

 

■胡晓明

 

        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风花雪月、水暖风清之地,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,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

        “江南”,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地名,一个灵秀的地名,一个高感性的地名。江南离不开水乡,水乡与水乡之人因柔性而仁爱,因清澈而清明,因平澹而内潋,因凝聚而廉贞……

        如果提炼出江南性、江南的大义,就是“水之德”。《老子》中直接提及“水之德”的有两处:

        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“夫唯不争,故无尤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,莫之能胜。”

        江南的水,至少有七个特点:

        一、柔与刚。所谓滴水可以穿石。很多形态各异的地貌即是千万年来流水冲刷而成。

        二、生与杀。水一方面能够生万物,滋润、长养万物,历来人们都喜欢依水、傍水而居,但水其实有很多灾害,瞬间可以变成鱼鳖、变为泽国,所以生杀原是一体二面。江南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这上面。譬如顾炎武说江南的一个缺点是侈糜,销金窟,这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命。

        三、清与浊。水清可使浊,浊者又可以重新变为清。正如江南的才子型士人,是不确定的,有时候是浊,是坏,有时候又是清,清浊互用,正邪相生。《红楼梦》里所说的乖邪之气,杨龙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,跟马士英阮大铖在一起时是浊的,但最后成为抗清英烈,大时代的巨流下,他终守住了清正。吴梅村也是如此。他说他的墓碑上只需写“诗人吴梅村之墓”即可,这都是由浊返清,回到了清的本分。江南人是变化的复杂的。江南人懂得不能简单化绝对化看待世间的人事。

        四、容与不容。海纳百川与渊停岳峙。容就是藏、纳各种各样的东西,有容乃大。不容又是狷介之士的有所不为。一个人可以同时做到包容、宽容与接纳,也可做到有所不为的不容。前者是对他人的态度,后者是对自己的标准。该学习、进取、包容的时候,海纳百川;该守住自己的时候,渊停岳峙。

        五、执与不执。“泻水置平地,各自东西南北流”,水随物赋形,变动不居,与时迁移,应物变化,无成执,无常形,此为其不执。同时,百川到海,万折必东,不舍昼夜,精进不止,此为其执。

        六、隔与不隔。这正是江南的美学。水既可以造成“八表成江,平路伊阻”的隔绝,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”。又可以因为阻隔而产生心有灵犀一点通,这就是不隔。在中国文学中,“词”就特别具有水的这种隔和不隔的美。园林、书法、建筑、昆曲、评弹、古琴、水墨,都具有此一种特美。这是中国文化、中国艺术的特美。

        七、有与无。水性若无,水体常有。有无或然,有无相生。有即确定性、现成性,无即非确定性,非现成性。得失、盈虚、成毁都是相流转相变化的。江南的精神是一直前瞻、开拓、创造的。

        举一例,“七里山塘春水软,一声柔橹一销魂。”苏州山塘,中国江南最柔软的地方,充满了最委婉气质的美。但是在山塘旁边就有一个  “五人墓碑”。“山塘满路皆脂粉,可少秋风侠骨香”。因此,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风花雪月、水暖风清之地,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,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。当然,这是刚健精神的一个含义。刚健精神在今天,更重要的含义是它的创造性、开拓精神。这是从江南风骨、江南的血性当中转化而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 最后,用一首诗,回到江南另外一个特点:上善若水。

        《船子和尚拨棹歌》云:“千尺丝纶直下垂,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,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我的一位老师曾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解释这首诗:“千尺丝纶直下垂”,人的欲望,人的潜意识,非常深;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,不知道何时你的欲望就会发生一种联系,怎么办?“夜静水寒鱼不食”,就是要放弃,放手,放开,退到边缘,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,即: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。

        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、教授)

 

胡晓明教授

 

 

 

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

 

■熊月之

 

        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,最好的表彰语便是“小苏州”。近代以来,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无锡等地都是“上海化”严重的地方。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“小上海”

        近代上海跟江南有什么样的关系?从地域来讲,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;从空间性质来说,是城市与乡村、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;从相互关系上说,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。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察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联,我认为有五个方面。

        【继承】

        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,统属于江南文化。在文化地位上,苏州、杭州、南京等地高于上海。以上海与苏州而言,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。苏州物产丰盈,多富商大户,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,多文化名人。

        近代以前的上海县,扩大而至松江府,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里,仰视苏州。苏州书画出名,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。苏州戏剧出色,上海人便争尚苏州戏。苏州家具、服饰、饮食,各类行为方式,都是上海人欣羡的对象。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,最好的表彰语便是“小苏州”。民国时期学者研究上海话语素,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%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 【集聚】

        1860年代以后,上海经济、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、南京、杭州。1900年,上海人口超过100万,已是中国最大城市。1947年,上海人口430万,南京103万,杭州61万,苏州39万,上海以外江南城市人口总和仅为309万。集聚到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。1930年,江苏、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.4%,占华界人口的85.5%。1950年1月,江苏、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,占上海总人口的88.9%。近代上海人口中,江南人占了80%以上。

        近代外资企业,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。华资企业,也主要集中在上海。到1923年累计,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,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共106家。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,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。太平天国战事以后,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,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。

        【扩散】

        密布的水网,黄浦江、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,沪宁、沪杭两条铁路,众多的公路,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上海的人才、技术、资金,以及文化、风习,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最典型就是有很多企业家,同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,一起创办企业。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,也在无锡设厂,两地技术相通,人才互动。刘国钧在常州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,技术人员都从上海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 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,几如浓雾罩地,无处不在。从照相机、留声机、自行车、电灯、电话,到西装、西餐、电影、跳舞,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,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。时论认为,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无锡等地都是“上海化”严重的地方。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“小上海”。

        【融合】

        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,一切风俗习惯,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,最会镕化人的。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,到了上海不需一年,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,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,言与行两大条件,都会变成了上海式。至于一衣一履之微,那更不用说了。说也奇怪,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,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,也容易上海化,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,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。(沧海客:《上海观察谈》,《新上海》,1925年第1期)

        1934年,有很多知识界名人讨论“上海明天”。曾觉之预言,异质文化经过会面、交流、交融,将会产生新的文化。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、交流、交融、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,成为催生新文明的“洪炉”。

        【创新】

        人口规模越大,人们互动、交流机会便越多,创造与创新也越多。产业、人口、资金高度集聚,在市场经济作用下,必然刺激分工细密、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。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,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。

        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,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,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,创新速率越大。

        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,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,在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,外国人、居住外侨比例最高的。这两个特点,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。

    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,集聚、创新的最突出之点,就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。

        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、持久而密切的联系。这使得上海的市场,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,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,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,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。

        近代上海“一市三治”,日常生活中,租界市政建设先进,整洁卫生;华界落后肮脏,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。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。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,没有参政权。诸如此类,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一·二八”与“八·一三”日军两次侵略上海,直接轰炸、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,而租界则基本完好。这种被辱、挨打、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,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,是任何远处的宣传都无法比拟的。

        总之,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,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,以江南人口为主体,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,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、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。

        (作者为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、研究员)

 

熊月之研究员

 

 

 

苏州评弹,江南地域的文化符号

 

■唐力行

 

        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,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图景

        苏州评弹不仅是观察江南社会的窗口,她与江南社会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。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二个曲种组成,其渊源可追溯到唐、宋,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,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。

        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,占全国22.8%。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。于是有状元、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。

        昆曲曲高和寡,主要流行于士大夫的圈子里。而评弹有着雅俗共赏的特点,其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。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,昆曲又称之为“水磨腔”,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。如果说评话有太湖般开阔澎湃,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。水是最柔和的,也是最坚韧的。似水长流的评弹,深藏着苏州人的市民心态,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,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、睿智、沉稳和变通。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生活方式,“所谓说书者,实起于苏州。苏州人闲者居多,饭后听一回书,挤在茶馆中度生活者,比比皆是”。而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办堂会。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,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图景。

        江南水乡水网密布,评弹艺人行装简单,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,弹词艺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。评弹演出场地也极简单,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(或二椅)即可开讲。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中心城市。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,人口流动小,演毕就要换场地,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。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。不过说书的走码头,仅是南抵嘉兴,北达武进,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,这里也就是吴语区。

        乾隆年间评弹趋成熟,乾隆37年的弹词抄本《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》、乾隆刊本《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》等,一直流传至今;有了一批知名的评弹艺人,如演说评话《隋唐》的季武功、弹词《落金扇》的王周士、弹词《白蛇传》《玉蜻蜓》的陈遇乾、俞秀山等;还有了评弹艺术的经验总结,如王周士的《书品·书忌》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现在能够统计到的苏州弹词的长篇书目,评话是70部,弹词86部。一个人从懂事开始听评弹,听到老也不会重复。所以说,长篇书目和书场是评弹的生存方式。

       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,江南中心移到上海。评弹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。“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时期,三四马路、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,简直是五步一家,十步一处  ,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”,其时,评弹也出现新气象:一、男女可以在同一个书场听书。二、男女评弹艺人可以同台献艺。三、评弹演出过程中,穿插广告,成为当时私人电台的经济来源。四、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。《申报》1926年3月29日介绍吴宓《希腊文学史》一文,指出:“据上所言,荷马的史诗,当然就是中国的所谓弹词,是民众文学的结晶。不过我们中国的所谓缙绅士大夫素来看不起平民的作品,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,所以从不肯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”。“拿《伊里亚特》《奥特赛》与中国弹词大鼓一类的东西并论,就是希望中国现在的文艺界,发生进一步的了解”。一些知识精英撰文充分肯定评弹的社会功能,“将来风俗之善良,社会之进步,必咸颂说书之功不置,予不禁拭目以待之”。

        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后,借助上海城市的辐射力和强大的电台、报纸及新媒体力量,其流布区域进一步扩大,也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整合。

        (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)

 

唐力行教授

 

 

(来源:文汇报 时间:2019年1月25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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